家风家训小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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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监察室 发布日期:2016-09-07 阅读次数:

编者按: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,“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,加强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道德教育,弘扬中华传统美德,弘扬时代新风。”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“廉洁齐家,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:“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,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,在管好自己的同时,严格要求配偶、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。”什么是家风?词典里有关的词有很多,比如:将门虎子、书香门第、官宦世家、一门忠烈……家风又称门风,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、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德行。而家训又是家风的物化载体,别称家诫、家范、庭训,是指族中长辈对子孙的垂诫与训示。好家风能塑造品格、弘扬美德、彰显民族精神;而坏家风也会让门楣受损、后辈凋零。在中华历史演进中,优秀的家风文化绵绵不绝,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明资源中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里,我们收集整理了一些名人的家风家训小故事,供大家参考学习。

一、孔门“守礼”

孔门家风是什么?礼。孔子说:“君子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,亦可以弗畔矣夫!”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,再用礼仪加以约束,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。孔子以身作则、躬行实践地传承着周礼,可以说从内到外、从生到死培育树立了“守礼”的家风。同时,他也要求孔门子孙学习传承这一家风。孔子有且只有一子,名孔鲤,字伯鱼。《论语•季氏》篇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孔子对孔鲤的家庭教育。“尝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诗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,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,又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礼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,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孔子“何其多能也”,但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的教育只有两条——学诗学礼。可惜的是孔鲤50岁就先于孔子而去。但孔鲤有一子名孔伋,字子思。子思在他的作品《中庸》中,继承并进一步阐述了孔子“礼”的思想。至此,孔门祖孙三代确立了“守礼”的家风。

二、司马迁尽孝

司马迁的家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史官家族,其父司马谈有一个目标,那就是编写一部旷世史书,继承发扬孔子所著《春秋》的精神,将人间善恶忠奸、王朝兴衰得失加以总结提炼,达到通世事之变、为后人之鉴的目的。但关于这部史书的草稿都还没完成,司马谈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在临终前司马谈将自己未完成的千秋大事“托孤”给司马迁,并引用了儒家典籍《孝经》中的一句话“且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也”作为一条家训,大意是孝道这件事情从孝顺父母开始,然后要上升到忠于君王和国家,最终达到成就事业,青史留名,让父母乃至家族荣耀的境界,这才是大孝。司马迁并没能一帆风顺地编写史书,因为直言,他被汉武帝打入死牢,为了尽到“大孝”,司马迁自请腐刑,苟活下去。司马迁并没有丢弃气节,六年后《史记》完成,在其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汉武帝的一些“丰功伟绩”,因此触怒汉武帝,再度被打入死牢,并最终死于牢中。司马迁矢志不渝地贯彻家训,编写出了人类历史上不可缺少的巨著,用悲剧的人生践行了“孝道”。

三、诸葛亮《诫子书》

蜀国丞相诸葛亮的《诫子书》,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,世代仕宦之家多以此作为座右铭。诸葛亮说:“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澹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。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,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,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。”

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,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。他在《诫外甥书》中写道:“夫志当存高远,慕先贤,绝情欲,弃疑滞,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,恻然有所感。忍屈伸,去细碎,广咨问,除嫌吝,虽有淹留,何损于美趣,何患于不济。若志不强毅,意不慷慨,徒碌碌滞于俗,默默束于情,永窜伏于凡庸,不免于下流。”告诫子辈要交相知之士,不要交结势利朋友,因为“势利之交,难以经远”,只有相知之交,才会友谊长存,历夷险而益固。

四、颜真卿躬行《颜氏家训》

南北朝时著名学者颜之推将自己立身、治家、处事、为学的经验整理出来,形成了《颜氏家训》,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影响很大,享有“古今家训,以此为祖”的美誉。《颜氏家训》中的谆谆教诲,在颜之推的五世孙颜真卿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。颜真卿创造的颜体字大家一定很熟悉,颜体字有一种端庄之美,笔力浑厚,挺拔开阔雄劲,气概凛然。字如其人,颜真卿为官近五十载,历任县尉、监察御史、平原太守、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师等职,一生对国家忠心耿耿,清正廉洁,一尘不染,敢于担当。因性情耿直,多次被贬,但能上能下,始终不减对国家的忠诚之心。即使是到了晚年,面临死亡威胁,颜真卿也没有改变他忠烈耿直的性格。唐朝德宗年间,颜真卿已是75岁高龄的老臣。当时,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,奸臣卢杞上表推荐颜真卿去说降李希烈。明知让颜真卿说降是羊入虎口,昏庸的唐德宗竟然同意了。面对这样一个必死的使命,颜真卿义无反顾,受命即行,面对叛军他义正严词,最终被叛军所杀。他用死亡诠释了对国“忠诚”的本色。

五、范仲淹造就仕宦家风

范仲淹字希文,唐代名臣范履冰的后裔。由于他心怀壮志,发奋攻读六经,精通儒经并兼善辞章,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士出身。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,不仅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,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,教育子孙。范仲淹长子纯祐,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,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。为了帮助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办地方官学,范仲淹把纯祐送到州学,让他来作州学生尊师勤学表率,使苏州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。

当时,范仲淹在苏州为官,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,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,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学教育,另一方面希望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。范仲淹的儿子纯祐、纯仁、纯礼、纯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备,为众官僚所称道和效仿。尤其是次子纯仁,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,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等人精心辅导。纯仁常学至夜分,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,帐顶被熏成黑色。后来纯仁考取进士,官至丞相,终生继承父亲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品德,为世人称誉。

范仲淹以廉洁勤俭、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,其影响是深远的,后来司马光等人就曾以《家范》训诫子弟,很多内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。

六、包拯家门不容贪腐者

包拯,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,公正廉洁,执法不阿,谥号孝肃,后世称包孝肃公,民间有“青天”之誉。

包孝肃公家训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共三十七字,其下押字又云:“仰珙刊石,竖于堂屋东壁,以诏后世。”又十四字。珙者,孝肃之子也。《能改斋漫录》中记载的这段包公家训,用现代汉语讲就是——“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,如有人犯了贪污受贿罪而被撤职,不允许回归老家;死了以后,也不允许葬在祖坟地里。不顺从我志愿的人,就不是我的子孙。”原文共有三十七个字。在家训后面签字时(包拯)又写道:“希望包珙把这段文字刻在石块上,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,用来告诫后代子孙们。”

七、司马光教子有方

司马光,字君实,号迂叟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,历史学家,官至宰相。司马光虽官高权重,但严于教子,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。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《训俭示康》。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,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,告诫其子:“有德者皆由俭来也”“俭以立名,侈以自败”。由于教子有方,司马光之子,个个谦恭有礼,不仗父势,不恃家富,人生有成。以致世人有“途之人见容止,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”。

八、朱熹《朱子家训》

朱熹不仅是一代大儒、理学宗师,治家同样严谨有方,他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,对朱子后裔影响深远。

《朱子家训》是朱熹晚年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篇著名家训。全文短短三百余字,讲述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,精辟阐明了修身立德治家之道。家训以简朴的语言,勾勒出富含哲学思辨的道德伦理思想,是朱熹关于治家方面的一篇重要著作。通篇家训文句工整对仗,言辞清晰流畅,富有感召力和深厚的人生智慧。《朱子家训》是治家理论的总纲,后世多有所发挥与阐述,如明末清初朱氏后裔朱柏庐便在《朱子家训》的基础上,写出了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。

朱熹送长子朱熟去婺州金华(今浙江省金华市)求学时,还曾写过一封家书《训子从学帖》(又名《与长子受之》),在家书中语重心长教育朱熟勤学习、交益友,一片殷殷之情,爱子之意跃然纸上,成为家书名篇。

此外,朱熹为训导子弟还曾编订一本《童蒙须知》(又名《训学斋规》),从穿衣饮食、说话走路、读书写字等方面教育子弟从小就要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养成良好习惯。此书后来成为重要的蒙学课本之一,深受后人推重,里面的一些名言名句如“余尝谓读书有‘三到’,谓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等广为流传。

九、陆游病中示儿

据记载,南宋诗人陆游家训共二十六则,其从四十多岁开始写,直到八十余岁仍在不断增补。陆游很重视子女教育,写了一百多首教育儿子的诗,以这种形式传递家风。

陆游告诫儿子,但愿你长大后能让乡亲们称赞是有道德的好人,即使是当一个普通老百姓,在道德层面也不比高官差。“闻义贵能徙,见贤思与齐。”教导儿子做到有错必改,见贤思齐。“若夫天性澹然,或学问已到者,固无待此也。”意思是说,一个人假若一直心性恬淡,不图名利,或是品学修养已达到一定程度,自然不会有贪得无厌的思想。“后生才锐者,最易坏。”年轻时聪明伶俐的人最容易养成恶行,要特别警惕。他告诫儿子对后代要经常严加管束,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的人交朋友。

陆游说,我一辈子未曾害过别人,有人害我,“或出忌嫉,或偶不相知,或以为利,其情多可谅,不必以为怨。”教导儿子要忠于职守,为民做好事,特别强调儿子在物质生活上要俭朴,要廉洁。《病中示儿辈》中,他希望儿子事事都要以那些卖国贼为鉴,切不可学他们。

十、王阳明训子家书

《王阳明全集》中收录了七篇王阳明写给族中子女的家信,这些家信融入了王阳明虽为名扬天下之士,却只求子女从小学会读书执礼,立志做好人、成良士,不求功名利禄、荣身肥家的质朴家规。

1527年,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在挥师起征思恩、田州的途中曾给长子正宪写过两封家书,即《寄正宪男手墨二卷》。王阳明每次为国事远征,就把长子托付给魏廷豹、钱德洪、王汝中等弟子。他在家信中提到,“家众悉宜遵廷豹教训,汝宜躬率身先之”,“德洪、汝中辈须时时亲近,请教求益”,要求正宪作为王家之后,须给家人和大小童仆作出表率,并虚心向长辈求教。这两份家书一直被正宪珍藏,王阳明弟子邹守益对两卷家书给予了高度评价,他认为信中“读书敦行、日进高明”、“钤束下人,谨守礼法”,真乃“一善一药”。

在王阳明看来,“今人病痛,大段只是傲。千罪百恶,皆从傲上来。”在长子正宪10岁那年,便以书扇告诫,“汝曹为学,先要除此病根,方才有地步可进。”正宪20岁那年,打算参加科举考试,王阳明在家书中写道:“汝本领未备,恐成虚愿。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知,汝自量度而行,吾不阻汝,也不强汝也。”后来,当王阳明获知正宪与族中叔兄同赴杭城就试,还是很高兴的,“科第之事,吾岂敢必于汝,得汝立志向上,则亦有足喜也。”他高兴的不是正宪从此走上科举的道路,而是他有颗上进的心。他倡导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,并不奢望正宪在科举这条路上取得成就,他最关心的是正宪是否读书立志。王阳明曾以书扇题赠正宪:“汝自冬春来,颇解学文义,吾心岂不喜?顾此枝叶事,如树不植根,暂荣终必瘁。植根可如何?愿汝且立志!”不求功名,唯重立志进取之心,这就是王阳明对子女教育有别于时俗之人的地方。

王阳明曾留下一篇著名的训子家书,这便是他46岁写给长子的《示宪儿》:幼儿曹,听教诲:勤读书,要孝弟;学谦恭,循礼义;节饮食,戒游戏;毋说谎,毋贪利;毋任情,毋斗气;毋责人,但自治。能下人,是有志;能容人,是大器。凡做人,在心地;心地好,是良士;心地恶,是凶类。譬树果,心是蒂;蒂若坏,果必坠。吾教汝,全在是。汝谛听,勿轻弃!短短96个字,把从小要勤读书、循礼义、端心术、做良士的教诲阐述得通俗易懂。

十一、郑板桥“第一明理做好人”

清代书画大家、著名廉吏郑板桥,一生践行“得志则加之于民,不得志则独善其身”的儒家思想,无论其朴素的民本思想,还是被誉为“三绝”的诗书画,皆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食粮。对家人,板桥一直主张自食其力,自给自足,这也是他“平生最重农夫”,向往田园生活的思想体现。对孩子,板桥在慈爱之际又非常严格。在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中,板桥告诫弟弟教育孩子“要须长其忠厚之情,驱其残忍之性,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”,要教育他忠厚为人,不能娇惯他,不能让他欺负凌虐别人,有了好吃的,要分给小朋友,大家共享。“若令家人子远立而望,不得一沾唇齿,其父母见而怜之,无可如何,呼之使去,岂非割心剜肉乎?”板桥就是这般推己及人,能想到家境不如自己的穷苦人家的孩子,不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伤害,不让那窘困的家长心里难过。由此教育孩子“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,此是小事。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”。并让弟弟转告两位夫人,让她们懂得做好人比当官更重要——在当官就是人上人的封建时代,能有众生平等之心,已是可贵,把做官当成“小事”,恐怕在当代人心中,也是难得的,可见板桥的超凡脱俗与远见卓识。

十二、纪晓岚守正规直

为官治学,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的位置上力求严谨,恪尽职守;教育子女,他深谙“爱之不以其道,反足以害之焉”的道理,给纪氏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纪氏家训代代相传,是纪氏家族为人处世、安身立命的重要凭据。

“纪氏家训”内容丰富,广为人知的有他对子女的“四戒”“四宜”。四戒是:一戒晚起,二戒懒惰,三戒奢华,四戒骄傲。四宜是:一宜勤读,二宜敬师,三宜爱众,四宜慎食。“四戒”与“四宜”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,相互补充,相映生辉。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,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。这样的家训,既简洁明了,又深刻透彻。除了“四戒”“四宜”外,“纪氏家训”还有“四莫”:“贫莫断书香,富莫入盐行;贱莫做奴役,贵莫贪贿赃。”跟“四戒”“四宜”相比,“四莫”着重强调的是一个人处理贫富、贵贱关系时的“底线思维”,再穷也不能放弃读书,做再大的官,也不要贪图钱财。

守正规直是纪氏家训中对修身最基本的要求,“四戒”“四宜”“四莫”凝聚着纪晓岚的人生哲学,言虽质朴却蕴藉深意。家训包含修身、勤学、清廉、劝善、处世等多个方面,寄托着纪晓岚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,并以此教导纪氏后人遵从规矩做人、勤勉治学、清廉为官、淡泊自持的准则。

十三、林则徐家训不留钱

林则徐曾写对联表达教育思想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,益增其过。”意思是说,如果子孙后代像我,我把钱留给他反而损害了他的斗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给他使他好逸恶劳,留的钱越多越是增加其过错。

无论林则徐做官到哪里,在他的房间总是挂着父亲亲笔题写的对联:“粗茶淡饭好些茶,这个福老夫享了;齐家治国平天下,此等事儿曹任之。”这副对联,后来成了林家的家训,不仅林则徐的儿孙铭记不忘,而且林家的儿女亲家子弟也视作传家宝,摹仿誊写悬挂于中堂之上。

十四、曾国藩倡导勤俭

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,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:“家俭则兴,人勤则健;能勤能俭,永不贫贱。”勤奋、俭朴、求学、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。

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,远离奢华。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,挥霍无度,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。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,门外不许挂“相府”、“侯府”的匾。曾国藩要求“以廉率属,以俭持家,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。”夫人在家手无余钱,亲自下厨、纺织。

除了“俭”,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“勤”。曾国藩坚持给子女写信,为他们批改诗文,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。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,要他每天起床后,衣服要穿戴整齐,先向伯、叔问安,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,每天要练1000个字。

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,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:“吾家男子于看、读、写、作四字缺一不可。女子于衣、食、粗(工)、细(工)四字缺一不可。”

十五、吉鸿昌不忘父训

吉鸿昌,字世五,河南扶沟人。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。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,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、师长,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。1920年,25岁的吉鸿昌,当时任营长,父亲吉筠亭病重。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:“当官要清白谦正,多为天下穷人着想,做官就不许发财。否则,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。”吉鸿昌含泪答应。吉鸿昌父亲病逝后,他把“做官不许发财”六字写在瓷碗上,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,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。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:“我吉鸿昌虽为长官,但决不欺压民众,掠取民财,我要牢记父亲教诲,做官不为发财,为天下穷人办好事,请诸位兄弟监督。”吉鸿昌言行一致,一生清白谦正,处处为民众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,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,奋起抗日。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,牺牲时年仅39岁。

十六、谢觉哉家书

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、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、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、法学界的先导、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。他曾在家书中写到,“你们说我做大官,我官好比周老官;起得早来眠得晚,能多做事即心安”,将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,显示了共产党人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公仆本色。在新中国成立后,有三次回湖南,却只有两次去老家,因为在其家书中有写到,“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,值得称赞的,但也有的看不顺眼。为甚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,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。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,这是为什么?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,不修,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——涨水就要被冲去。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接待员,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”。从中可以看出,谢觉哉同志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很有意见,显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人做事清廉正派的风范。1963年3月8日谢觉哉同志写给子女们的一封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,“说到看别人,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,没有房子住。北京的生活,你们是看到了的: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,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,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。鸡蛋、肉很难买到。你们舅舅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。我们是共产党人,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。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,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,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,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,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,应该感到不安,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”。

十七、任弼时坚持党性原则

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,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。他的整个生活呈渗透着原则牲。有一次,他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,临走时,请他写封信给湖南省委,给他丈夫介绍一个工作。他认为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,断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。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非常严格。1947年,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。党中央撤离延安,解放区的学校也开始转移。那时,任弼时的女儿远志在中学读书,远征在小学读书。有些同志考虑到她们年岁小,随部队夜行军有困难,就建议让她们跟着妈妈一起走。任弼时不同意,大家说服他,他却意味深长地说:“还是让她们锻炼一下好,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。”转移到陕北米脂县后,有一天,他的孩子远远跟着村干部去开会。会后分地主的财产,村干部顺手给了远远一只橡皮做的小老鼠玩具。任弼时见了,说:“我教你的《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歌》,还记得吗?”远远喜欢唱歌,爸爸一问,就高兴地唱了一遍。唱完歌,任弼时对远远说:“不但要会唱,还要会做。这个小玩具也属于农民,是斗争果实,这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应当送回去!”他经常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,长大建设新国家,他说:“吃了人民的小米,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,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。”孩子们从学校回来,全部到大灶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。他和夫人陈琮英的衣服穿旧了,就改一改给孩子们穿。他教育孩子要节约一滴水、一度电,不能养成大手大脚的作风。他还用毛笔写了“随手关灯”的字条贴在开关旁边,让孩子们注意。

十八、毛泽东恋亲不为亲徇私

毛泽东从来就反对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这种封建陋习,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容许他的亲属因为他而洋洋得意,骄横乡里。作为一国领袖,他时刻记住人民会说话的,把自己臵身在人民的监督之下,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,不谋私利。这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态度。一件事是李淑一的工作调动问题。建国初期,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,成立了国家文史馆,以照顾安排德高望重、生活困难的名宿,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,还可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时任长沙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,请他推荐自己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。李淑一及其爱人柳直荀,早年就与毛泽东和杨开慧是好友。后来,杨、柳二人为革命捐躯,毛为此写下著名的诗句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。然而,此事使毛泽东同志十分为难,他于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,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:“李淑一女士,长沙柳直荀同志(烈士)的未亡人,教书为业,年长课繁,难乎为继。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,文史馆资格颇严,我荐了几人,没有录取,未便再荐。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,解决这个问题。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?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,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。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,请她表示意见。”第二件事是关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工作安排问题。湖南刚解放时,杨开智即写信给毛泽东,要求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,并得到某一方面的职位。毛泽东收到信后,立即给妻兄修书一封:“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适合于你能力的工作,不要有任何奢望,不要来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,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,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第三件事,是关于表兄弟文家的骄傲情绪问题。1954年初,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由部队转业,回到了家乡,并担任了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之职。他到职后,听到了一些对文家成员的反映,便着手了解,发现确有一些人因为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而讲大话,有的人还很骄傲,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。文炳璋感到这是一种不正的风气,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,汇报了棠佳阁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。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,觉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于是,1954年4月29日,他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。信中明确表态:“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,又是我的亲戚,我是爱他们的。第二,因为我爱他们,我就希望他们进步,勤耕守法,参加互助合作组织,完全和众人一样,不能有任何特殊。如有落后所为,应受批评,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。”

毛泽东不仅对亲戚是这样“严中有爱”,而且对自己的儿女爱得更深,管得更严。毛泽东先后曾有过十个孩子,但长大成人了的只有岸英、岸青、李敏、李讷四个。毛泽东对儿女的爱,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情爱。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,毛泽东曾对他给予过厚望。在每次写给他的书信中,总是对他有着特别的严格要求。早在1941年1月31日,毛泽东在给岸英和岸青的信中,除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外,还特别提醒说:“人家恭维你抬举你,这有一样好处,就是鼓励你进步;但有一样坏处,就是易长自满之气,得意忘形,有不知脚踏实地、实事求是的危险。”毛泽东对岸英的严格要求,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,他希望他努力学习,好好成长。为了锤炼他,毛泽东先后要他下农村当农民,进工厂当工人,后又派他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。毛岸英在战场上牺牲后,毛泽东又劝说家人让他安眠在异国他乡。

十九、周恩来“十条家规”

1968年,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,由于表现好,经当地群众推荐,应征参军。周恩来得知后说:“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,但内蒙古那么多人,专挑上了你,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?我们不能搞特殊化,一点也不能搞。”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:“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,我就下命令了。”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,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。临行时,周恩来说,我自己没有孩子,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。

事实上,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,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,定下“十条家规”:一、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,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;二、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;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,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,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;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,不得用招待券;五、不许请客送礼;六、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;七、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,不要别人代办;八、生活要艰苦朴素;九、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,不要炫耀自己;十、不谋私利,不搞特殊化。

周恩来是国家总理,管理着一个“大家”,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,以身作则,从自己做起,从自己家里做起,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“大家”。周恩来的十条家规,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,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。它像一面镜子,告诫我们如何掌好权、用好权,如何过好权力关、亲情关。

二十、刘少奇不同意长女预备党员转正

1951年2月,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的党员预备期已满,她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她的转正问题。

刘少奇知道了,给学校写了一封信,说刘爱琴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,不同意转正。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,严格要求。

党支部会上有人提出要取消刘爱琴预备党员资格,刘爱琴觉得头嗡的一声,要炸了!心想:“爸爸对我太严了!要求太高了!”

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,1939年夏天,刘爱琴与在延安的其他干部子女、烈士子女一起被送去苏联学习。由于进步快,1950年6月,刘爱琴被学校党组织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刘爱琴回忆说:“我回国后,可以说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似乎平静而顺利。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预备党员期满后,父亲会不同意我转正!这件事对我震动太大了!回想一下,我回国一年半以来,同父亲接触较多,父亲最了解我。他认为我这个女儿的思想作风并不那么艰苦朴素,遇事还不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,思想上天真,政治上幼稚。没有经过风雨,学习也不行,思想上也不行。我对父亲的话进行了认真思考,检查了自己的毛病,似乎逐步成熟起来……”

二十一、邓小平“不能搞特殊”“做开明人士”

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,最有说服力的是领导人自己的模范行为。邓小平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,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。他任瑞金县委书记十余个月,住过祠堂、庙宇,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。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,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。吃饭时他蹲在板凳上和群众围在一起吃。邓小平常吃的是稀饭加青菜,吃红薯时从不剥皮。他常常风趣地说:“红薯皮营养高,吃了不怕风吹浪打,丢了太可惜。”有一次,邓小平的爱人因病吃不下饭,悄悄到南门岗去买了一碗粉干吃。邓小平知道后,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:“有病吃饭是个难题,但是多嚼几下总还是可以吞下去的。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节约一两米,一分钱,我们都是共产党员,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搞特殊呵!”“对群众他能办到的都办到了;对自己他却那样无情。”群众议论着。

在邓小平的家庭里,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,子女的事情完全由他们自己解决。邓小平的长女邓林认为,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富有人情味的人,特别是家庭民主气氛好。邓林说,只有一次例外。有一年过春节,邓小平召集全家子女开家庭会,他特别严肃。他问子女:“你们在政治、经济上有无问题?如果有,要补过,有多少,补多少,没有,当然更好。”他又点名说:“朴方、贺平手下都有公司,政治、经济问题都要检查。邓林、邓楠、邓榕虽与经济无嫌,但政治方面人人都可能出问题。”他说:“如果你们哪个进了法庭,先向你们打个招呼,我要做个开明人士。”

二十二、焦裕禄叮咛子女“千万不能搞特殊”

焦裕禄对家庭、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。大女儿焦守凤毕业以后,想去一个好单位。焦裕禄同志教育她说,你跟群众比一比,看是不是大家都能随便到一个好单位?你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高人一等,你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后来焦守凤就通过招工去了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,在那里卖咸菜、酱油。

还有一件事,是关于看“白戏”的。当时兰考大礼堂跟县委紧挨着,县委后院有一个小后门直通礼堂,不买票就可以进去看戏。不少同志都会看“白戏”。焦裕禄知道以后,首先从教育自己的孩子做起,告诉他们不买票就看戏是剥削演员叔叔、阿姨的劳动,不能这么做。他不仅为孩子补了票,还亲自制定了《干部十不准》,规定所有干部连同家属都不许看“白戏”。

焦裕禄去世前还嘱咐妻子:“我死后,你会很难,但日子再苦再难,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、要救济……”

“不搞特殊”是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牢记在心的四个字。如今,焦裕禄的儿女又把这几个字传给了下一代,下下一代。他们相继入党、工作、成家,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,普普通通做人,本本分分做事。

二十三、甬城老党员颜志定廉洁齐家

颜志定是一位甬城老党员,历任海曙团区委书记、市城建局党委委员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,1988年退休至2008年任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,2013年5月2日因病去世。颜志定没给小辈留下“拼爹”的资本,却留下了比黄金更珍贵的好家风。上世纪70年代,务农的大儿子颜家兴,拿到了一张进城当工人的报到证。但颜志定执意要儿子退回去,他说,来招工的是一位老同事,不能凭私人关系,优先占有这个名额。如果干部的家属进城当工人,普通群众怎么看?后来,颜家兴一直在农村务农。小儿子颜家东,自小体质很弱,从部队复员后分到鄞县拉丝厂,工作三班倒,44岁就办理病退。对于颜志定来说,帮他儿子换一个劳动强度底点的工作还是可以的,但他没有这样做。后来,颜家东数次病危需送上海治疗,颜志定每次都自己掏腰包联系救护车,没有用过一次公车……颜家东告诉大家,逢年过节,有人来探望父亲,带了些礼尚往来的土特产,父亲一定要多一些回礼,别人送来两条鱼,他就要还给别人三只鸡。母亲王美娣当了一辈子农民,没有医保,颜志定从没拿自己的医保卡,给母亲看病买药。颜志定去世后,市委组织部了解到他们家庭生活困难,两次集体募捐送去善款,都被他的家人退回:“我们的生活还好,有很多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的人。”他的家人是这样说的。他们还遵照颜志定生前嘱托,向组织再交了三个月党费。在颜志定的言传身教下,他的儿孙们对工作注入百分百的激情,在各自的岗位上争创一流。颜志定的2个儿子、3个孙女、3个孙女婿全都是共产党员。颜志定曾自豪地说:“我们家8名党员,可以成立一个支部了。”不忘初心,两袖清风,廉洁齐家,德礼传家。这就是颜志定坚强党性涵养的优秀家风,成为子辈共同恪守的准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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